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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讀了這篇文章《中西醫第一次大對決》，隨手寫些心得。

1910 年中國東北爆發鼠疫，清廷派留學劍橋的醫學博士伍連德前往主持防疫適宜，同時也募集各類醫療人員隨行協助。當時中國西醫極為稀少，中醫則相當普遍，然而前往疫區的幾乎都是西醫學校師生。雖然中醫名家不願前往，倒是樂於在後方報紙大打筆仗，有位從疫區長春逃到天津的中醫張聰彝看不下去了，發言道：「試問鼠疫致死一霎那之頃，以吾國醫藥之迂緩，而謂能立刻奏效乎？如曰能也，二三君子何不束裝赴奉一試其技，而乃於此間饒舌乎？」京城名醫之一的丁子良憤而應戰：「三五日內商議妥恰，即可見諸實行。」但最後也沒成行。

伍連德在這場瘟疫最獨到的洞見在於，他透過解剖遺體以及研究感染歷程，確定病原體是鼠疫桿菌，但和以往所知的鼠疫有許多不同之處。這次疫情其實與老鼠無關，最初是由旱獺傳染給毛皮獵人，之後隨著飛沫在人與人之間感染。當時外國醫師都不相信中國的科學能力，日本、俄羅斯醫師根據過去控制鼠疫的經驗，認為全面滅鼠就能控制，而且不覺得鼠疫有必要使用口罩，就連清廷派往支援的外國醫師也不信任伍連德的判斷。然而當事實逐漸呈現，大家很快都承認伍連德的看法是對的。伍連德就地取材製作成本低廉的口罩供應給工作人員和平民，中醫因不具備這方面的知識而不願使用，以至於留在當地沒有逃出的中醫師死亡率則非常高：

據中國醫生全紹清的統計，在傅家甸抗擊鼠疫的工作人員共有2943人，死亡297人，死亡率10.1%。其中死亡率最高的是運送病人的工人，150人死69人，46%；其次就是中醫9人死4人，44%；作為對比，西醫和醫學生49人，僅死2人，4.1%。這些中醫之所以死亡，是因為他們不願意戴口罩，他們不相信鼠疫是由於呼吸道傳播的鼠疫桿菌引起的。對這個數據，後來在「奉天國際鼠疫會議」上，英國鼠疫專家細菌學家醫學博士皮特里認為，暴露於感染的中醫的數字應該遠遠不止9人，如果全部計算的話，死亡率可能是90%，而不是44%。

在《奉天國際鼠疫會議報告》中記載有外籍醫師的調查，河間府某地有2個村莊，因為一個鼠疫病人路過而慘遭滅絕。村裡有一名老中醫，他為病人望聞問切後即和他的病人一起死去。這樣的例子應該是大量存在的，堙沒在無數的死亡里。

在奉天，市民一開始對西醫主導的政府抗疫措施尤其是「隔離」強烈不滿，這特麼沒有人權嘛。於是，商人們出資出力，成立中醫主管的民間鼠疫醫院。在這個醫院裡，醫生不戴口罩，更不用殺菌劑，一個個自信滿滿，拿鼠疫當傷寒或溫病玩。不到2個星期，死了160人，包括4名中醫。政府不得不關閉了這些中醫鼠疫醫院。

在長春，一開始市民和中醫也是一致不相信鼠疫沒治。儘管已有9名中醫死亡，更多的中醫可能認為那些死的都是庸醫，他們一面詆毀防疫處，一面也成立了鼠疫醫院。這家醫院只運行了7天，就死了2名中醫，7名護理人員。《奉天國際鼠疫會議報告》中寫道：「這些中醫的死亡給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他們認識到這種疾病的危險，終於接受了正確的防疫措施。」在長春還有一個10萬人的地區，有31位執業中醫，17人在鼠疫中「殉職」（54.8%）。他們的死也教育了人民。

講到防護裝備，我第一個聯想到的就是古代歐洲瘟疫醫師的「鳥裝」。在近代確定細菌致病之前，歐洲是用瘴氣學說來解釋瘟疫，這點和中國古代的癘氣說有幾分相似之處，雖然瘴癘說後來被病菌說推翻了，但是以古代所能觀察到的現象來說也不算太差。瘟疫醫師的「鳥裝」就是為了隔離假想的瘴氣而設計，鳥喙的部位放置放沾藥水和芳香劑的綿花用以過濾空氣，其他裝備包括護目鏡、手套、長靴、上蠟的外衣，有些瘟疫醫師還會持手杖，避免直接碰觸有疑慮的物品。當然，從我們現在後見之明來看，瘟疫醫師對於真正致病的原因仍然毫無頭緒，只是粗略捕捉到一些傳染病的特性。

到了二十世紀初，儘管科學界對微生物已經有相當程度的認識，但是像磺胺、抗生素這類專門殺菌的藥物尚未發明，除了少數感染有特效藥之外，其餘的在治療方面可以說是聊勝於無，講白了就只是提供照顧讓病人自癒，頂多處理一些症狀（在瘟疫爆發的情況下甚至連這點都不可得）。對大型瘟疫來說，真正影響全局的是如何規劃有效率的防疫策略，這已經超越個體治療層次。微生物方面的知識雖無法直接應用於治療，對防疫卻大有幫助。了解病菌的生命週期、傳播媒介，就可以設法阻斷關鍵傳播途徑。了解病程不同階段出現的症狀，就有機會在疫情爆發之前預先隔離高危險人群。口罩、手套、外用消毒劑雖然不是萬能，卻是成本效益很高的防護措施。

整體來說在 1910 年東北鼠疫時，西醫在治療方面應該沒有太大優勢。西方科學勝出之處在於對於人體、微生物、自然環境... 的運作機理有更深一層認識，因此能夠從更根本的層次來處理問題。那麼中醫在對抗瘟疫方面有沒有什麼特殊成就呢？這個問題有點難回答，因為中國古代並不流行精確量化的記述，明清的儒醫雖然留下許多醫案和筆記，但是我們很難看出整體的療效如何。

若以台灣日治時期杜聰明博士的觀察來看，發生瘟疫時西醫只重視隔離而無力治療，瘟疫病患無異於等死，存活率還不如接受傳統醫療。杜聰明將這個現象歸功於傳統醫學，然而我仔細思考後頗感疑問。我查到日本人在 1897 年普查漢醫從業人員的資料，總計共 1070 人，其中博覽醫書、精通方脈之「良醫」只有 27 人，儒者兼習醫書的「儒醫」有 91 人，擁有祖傳秘方的「世醫」97 名，還有 829 名則是稍具文字能力、習得一些治療術的「時醫」。假如這個比例到杜聰明的時代改變不大的話，一個尋求漢醫的病人八成不會遇到熟讀典籍的中醫，最大的可能只是赤腳仙、王祿仔仙等級。

因此真正致效的可能不是醫學，只是照護資源。南丁格爾研究十九世紀末的英國軍醫院與市區醫院的情形，她運用統計資料說明，在相同的醫學水準之下，光是增加護理人員都能有效提高治癒率。許多疾病，如流行性霍亂，在缺乏醫療的情況下致死率很高，但僅靠大量補充水分和電解質就能大幅提昇存活率。慶幸的是當時台灣爆發的不是傳染性高且發病快的流感或肺鼠疫，否則不明白飛沫傳染機制的行醫者恐怕會倒一片。

我找到的另一個例子是光緒年間羅汝蘭，他以王清任解毒活血湯為基礎治療鼠疫，視症狀輕重調整，並且令重症者大量連續服藥。羅汝蘭不僅有留下個別醫案，而且還有統計：「是年見症幾三百，施藥二百七十余，共死四十余人，除誤醫與不服藥二十余人外，尚救九成有余。」在古代這是相當了不起的成就，可惜後來似乎沒有人去研究其中致效的原理。

另外這篇《中西醫大對決之霍亂篇》也很值得一讀，這篇同樣展示了深入理解事物的根本原理，如何克服一個本來很致命的傳染病。英國的 John Snow 發現了流行性霍亂的感染途徑，因此想出了阻斷傳染的方法。其他人了解到致命的原因在於腹瀉導致脫水，大量補充水分和電解質的方法就足以治癒 80% 以上的病患，當腸胃吸收速度不夠快時還可以用點滴注入靜脈.....

很多人以為現代醫學發展迅速只不過是「碰巧」發現了抗生素，以及搭科技順風車的一大堆儀器而已，但他們卻忽略了在背後指引一切的基礎知識和方法學。